周滨《中国茶器》:天下瓷路,因茶而开
2020-12-28 22:21:27   作者:周滨   来源:茶业复兴    浏览:

宋朝是个全民热衷消费的朝代,所以宋朝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前,而宋朝的精致又引得与其相邻甚至相隔海路的国家都慕名前来,开展贸易活动。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商品,当数茶叶与瓷器。

中国茶器

宋朝是个全民热衷消费的朝代,所以宋朝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前,而宋朝的精致又引得与其相邻甚至相隔海路的国家都慕名前来,开展贸易活动。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商品,当数茶叶与瓷器。

从茶叶生产的角度来看,如果说唐朝是奠定了基础,那么从宋朝起就开始收获果实了。

宋代南方的淮南、江南、两浙、荆湖、福建等地区,产茶地遍及60个州242个县,其中建州以产量最高、茶事最盛、产区最集中占据头把交椅。这还没完,宋朝在江南大开发的基础上,继续向华南挺进,在广东、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。如广东的南雄、循州(包括今天的惠州市、河源市、汕尾市、梅州市的大部分地区),广西的静江府(今桂林)及融、浔、宾、昭等州。

整个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,到宋仁宗嘉祐四年(公元1059年)时,已达到两千多万斤,成为大宋王朝的茶叶经济中心。大宋皇帝和他的朝臣们觉得此事有利可图,便规定专榷东南茶(宋太祖乾德三年,即公元965年)。到了宋神宗熙宁七年(公元1074年)又榷蜀茶,把四川茶区也纳入官府的旗下。

这就要说到中国自唐代以来所实行的一种茶叶专卖制度一—榷茶,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茶叶专卖税。因为唐朝时边境屡受骚扰,国家要养军队,需要大量的花费,而国库的钱总是不够用,因此在唐贞元九年(公元793年)时出现了税茶法,规定天下茶十税其一,形成定制。

到了文宗年间,几朝元老王涯一度掌握了财政大权,他一心为政府增加收入,就向文宗极言“榷茶之利”,在江淮、岭南设置榷茶使,征购民间茶园,派工制茶专卖,甚至强令茶农将茶树移至官营的茶坊,规定茶的生产贸易全部由官府经营。这项措施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对。王涯之后因“甘露之变”被杀,这项政策在停了一段时间后卷土重来,而且比原来还要严格。文宗的弟弟武宗将榷茶形成制度,对私卖、漏税处以杖脊甚至死刑。可见国家是太需要来自这项经济作物的收入了。

宋代也一样,因为丢失了燕云十六州,导致边境与契丹(辽)、西夏(党项)、女真(金)烽火不断,国家财政困难,战马也很短缺从哪里找钱呢?除了榷茶以外,政府开始了在西北的茶马贸易一—在四川地区设茶马司,官府将所买茶叶运往甘肃、青海及四川的雅安、在四川地区设茶马司,官府将所买茶叶运往甘肃、青海及四川的雅安、汉源等地与少数民族易马。大宋法令规定,凡将茶叶私卖给少数民族或者私贩川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商贩,均按军法治罪。

用茶叶换战马的路线,通往契丹、西夏、吐蕃和回鹘各民族地区,因为西北人基本没有蔬菜的饮食结构决定了他们对茶有强烈需求,而且因为跟汉人来往,他们早就“不可一日无茶以生”,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,没有茶是无法生活的。西夏为了得到宋朝的物资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,最终逼得宋朝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(公元1016年)订立和约,由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、绢十五万三千匹、茶叶三万斤。

边茶

宋朝政府的西北茶路和针对内地的东南茶路有所不同,相对于专供本朝上流社会食不厌精的各种高档茶,他们运往少数民族的是采摘更粗老、产量更多的“边茶”,这种茶滋味浓烈,也更对西北民族的胃口。西北茶路的开辟也不光为利,它兼顾了国家财政负担和军事需要之间的平衡。宋初以铜钱买马时,铜钱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的民族地区,不但导致本朝钱荒,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,而且还让少数民族有了铸造武器的原料。也试过以绢买马,但这太过奢侈,当时宋朝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还不足二百万匹,结果三十匹绢才能买一匹马,绢贱马贵,负担不起。

算来算去,只有茶叶的产能足够,也受所有民族的喜欢,所以宋王朝的西北茶路,自此定型。

为了边境的和平,政府煞费苦心,却也意外在开发茶路的同时,又新增了一条瓷路。

由少数民族的贵族开始,他们逐渐受汉文化影响,在生活消费上都向宋朝看齐,喝茶也越来越讲究形式感和仪式感,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茶器的使用。现今出土的辽代早中期墓葬的情况表明,当年辽国早就大量使用邢窑的白瓷、越窑和耀州窑的青瓷以及后期湖田窑的青白瓷。它们包括了碗、盘、盏托、杯、温壶、温碗、水注等,其中最大量使用的斗笠盏、盏托、注壶、温碗、熏炉和粉盒这些茶道、香道用器,说明辽国贵族早就过上了焚香品茶的生活。

辽国人有茶喝还不够,他们还从离辽国边境很近的定州和磁州掳来宋朝工匠,烧制了自己王朝的官窑。现在确定的辽代瓷窑就有林东辽上京窑、林东南山窑、赤峰缸瓦窑、北京龙泉务窑、大同青瓷窑等七处遗址。

金人也不甘示弱。他们得到了北宋的国土,又抢占了北宋的瓷窑(如定窑、磁州窑、耀州窑、钧窑等),开始烧制自己风格的器具,包括各种类型的碗、盘、盏托、酒盅、花瓶、香炉等,从深山老林走出来的战斗民族,终于学会享受生活。

金朝的女真人整体受汉文化影响加深,金熙宗“分茶焚香,弈棋象戏,尽失女真故态。”(《大金国志》卷一二《熙宗孝成皇帝四》)杀熙宗自立的海陵王完颜亮,更是著名的汉学专家,他从小就对点茶很内行,且琴棋诗书无不通晓,诗词的造诣并不在汉人之下。

就是这位海陵王,在南宋立脚未稳的时候,发动了南侵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(公元1161年)的春天,他带领几十万金军南下,准备渡江,攻占临安。临安城里,被靖康战祸吓得留下了后遗症的宋高宗,急急忙忙地应对。这场南侵最后的结局是海陵王因其本朝内证被杀,本不情愿水战的金军撤回了北方。

临安保住了,南宋活下来了,劫后余生的王朝也明白了本国的命脉所在——要更大力发展经济,才能国富军强,让国家度过危急时刻。

这个时候,在北宋发明的指南针,为国家指引了新的道路。

1987年,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,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茵堡号时,却意外发现了深埋在23米之下的另一条古代沉船。经测定,这是一条八百多年前,从中国驶出,前往新加坡、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宋代商船。因为它的沉没地点,正位于中国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,所以被考古专家定名为“南海一号”。

2007年12月,“南海一号”整体打捞出水,令人吃惊的是,这艘船上竟然装了近19000套瓷器,包括景德镇窑、龙泉窑和福建德化窑的许多精品,它们在沉没这么多年后,依旧完好无损。这些瓷器中,既有宋朝人本来用的碗、茶盏、执壶、盏托等器具,也有阿拉伯风情的酒壶和瓷碗,显然是来单定制、专供外销的。“南海一号”装得满满当当,连正常应空着的两个尖尾舱,都装满了瓷器。到底是怎样的利润,让八百年前的这艘商船,这样不顾一切呢?

答案可以从资料中找到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两宋时:“国家置市舶司于泉、广,招徕岛夷,阜通货贿,彼之所阙者,丝、瓷、茗、醴之属,皆所愿得。”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,中国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,同时也是中国茶叶和瓷器的外销航路。政府早在宋太祖开宝四年(公元971年)时,就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,这是北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。之后眼看这一块收入倍增,就陆续在杭州、明州、泉州、密州设置市舶司,在秀州、温州、江阴置市舶务,为本朝“掌蕃货、海舶、征榷、贸易之事”。

南宋时,国家有八个市舶司,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,分别是江阴、秀洲华亭(今上海市松江区)、秀州澉浦(今浙江海盐)、杭州、明州(今宁波)、温州、泉州和广州,其中泉州成为超级通商大港。上面提到的“南海一号”正是从泉州出发、结果在半路沉没的商船。那些层层叠叠的瓷器,那些精美的茶盏、执壶和盏托,本来要为国家换回大量的收入。

南宋时的海外贸易极大兴盛,国家获利丰厚,海上贸易的税收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,差不多要占一半的财政收入。所以经常担心收入的宋高宗,后来高兴地对大臣说:“市舶之利最厚,若措置得当,所得动以百万计,岂不胜取之于民。”由此在整个南宋时期,“市舶之利,颇助国用”是一个公认并受到鼓励的事实。

根据历史记载,宋代时,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犀、象、香、药等四十余种产品,而出口的货物主要是瓷器、铁器、茶叶、丝绸、杂帛、精粗漆器、金、银、铅、锡等商品。后来由于铜钱的大量外流,引起国内钱荒,南宋嘉定十二年(公元1219年)时,政府不得不出面规定以丝绸、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,就是《宋史?食货志下七》所说的“臣僚言以金银博买,浅之远夷为可惜。乃命有司止以绢帛、锦绮、瓷漆之属博易。听其来之多寡,若不至则任之,不必以为重也”这一幕。

在茫茫的大海中,当中国的船队在本朝发明的指南针的指引下,劈开千重巨浪,找到一条条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道路时,历史让彼时已辉煌璀璨的华夏文明向尚处在中世纪黑暗时期的西方,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,也为后来著名的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。

当政府确定了外贸出口以丝绸、瓷器、茶叶为三大支柱时,中国的东南日夜繁忙,生产上等的丝绸、织锦和茶叶,而全国各地的窑场,都铆足了劲地完成国家的外销瓷订单。

自此,宋代的五大名窑全面开花,其生产瓷器的精美、数量和品种均大大超过了前代。尤其是官窑,终于在南宋成为一个显赫的名词,成为后世之人不断追寻的方向。

本文摘录自《中国茶器》

作者:周滨,图文来源:茶业复兴,经授权爱普茶网发布,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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